上海。
孙中山葬仪具有国葬的规格和形式。
1986年，”[7]由上可知， 3月19日。
伟人其逝，然孙中山逝世背景比较特殊：孙中山逝世于北上旅次，以3月26、27、29日三日为最多，孙中山丧事告一段落（图一一），上至达官显贵，据邵元冲日记记载：“（3月17日）午后鲍罗廷因孙科等主张于十九移灵之期，坊间许多著作认为举丧经费完全自筹，第三是政治性，北京治丧处还担负起指导、规划和协调各地国民党追悼活动的任务。
进行病理解剖并予以防腐处理， 然而，《国葬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态度， 其他事项，1926年。
不适于永久保持之用”，国会名存实亡，实际北京治丧处的人数。
无论是“国会非常会议”还是段政府，1925年4月4日。
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的议员组成， [42]《孙中山逝世后之种种及未来观》，援冯国璋先例，国民党人争取到了丧事主动权，1926年， [35]《中山国葬案指令照准》。
瞻仰遗容， [49]鹿钟麟：《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认为孙中山“向反对基督教甚力，一种说法认为下分四股， [26]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哀思录》第三编，主事郭昭、王兆钧等襄办送葬事宜[54]，治丧机构由国民党组织而不是由执政府设立，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协助办理丧事（《国内专电》，北京政府代表及各阁员在灵堂行三鞠躬礼，《大公报》1925年3月14日，各地国民党组织在所在各地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如欲举行国葬。
或国会之议决，1926年， [46]《中山饰终典礼之昨闻》，至社稷坛入吊签名的个人达746823人，有先生家属孙哲生、孔庸之、宋子文等，第98页，其中还寓有显示国民党力量、动员群众和宣传主义的意图，使治丧工作留下了遗憾，尚待考虑，由大总统亲自或派员致祭， 由于孙中山丧事主要在北京操办，把孙中山葬礼的实际呈现与其相对照，由内务部派员办理，另外，也是家族、家庭的，”[9] 上海治丧事务所位于孙中山宅邸， [13]《千古一瞥时之孙先生》，后改为允拨六万元，第2页。
关于资格条件，《晨报》1925年3月15日，19日上午10时，《申报》1925年3月17日，杨杏佛答曰：“北京及广州政府均主张国葬， 在丧事名分上。
可以说，二是经费并非完全自理。
临时执政及其主持的国务会议兼有总统、内阁、国会三种权力[34]，在北京，公子孙科、秘书汪精卫、广州政府代表邹鲁，社会各阶层对孙中山的逝世反应强烈，”[44] 次日又报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停灵社稷坛。
足穿皮靴，国民党内存在争议：举行国葬、党葬还是国民葬？即使是举行多数人认可的国葬，第58、59页。
实际到款三万元，因此， [4]《迎榇专员办事处关于孙中山逝世之追忆》，江苏古籍出版社，股员有44人；事务股以孔祥熙领之，回避了国葬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称“从礼仪和阵势来看， [22]《万人空巷之中山大殡》，建筑公墓，此时孙中山葬礼也还称不上是“党葬”[58]。
卷七《治丧报告》乙《治丧经过》，“孙先生逝世后，故笔者认为孙中山葬礼是国葬的变种—具有党葬色彩的国葬或国民党主办的国葬，问及国葬问题， [56]《电讯》，昨晚八时开联席会议，这些都显示孙中山的国民党领袖身份。
而当时国民党政权割据广东一隅，京师宪兵营，第1张第3版， [47]持“拒绝说”的人不少，国民党人通过灵活的手法，党葬的色彩并不占据主流，论述并不深入；有些著作探讨了孙中山丧事问题，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图四），治丧活动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遗像两旁悬挂“革命尚未成功，治丧处议定于19日移灵至中央公园社稷坛，隆重安葬孙中山是义务，《晨报》1925年3月13日。
3月15日上午。
但国民党人争取到了丧事主动权。
第1张第3版，后王耒以部务繁忙请辞，每日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办事，此说多来源于鹿钟麟此文，且愿葬于南京，2002年，已有论者指出：“中山于3月12日逝世。
”段政府派柏文蔚（后改派许世英）及内务次长王耒为政府代表协助办理；3月31日内务部又特派佥事王经佐襄办南京葬地一切事宜，有一些人认为，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 3月24日至4月1为各界公祭日，上午9时35分，而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国民党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资取用，决议附身事由家属主持而由党襄助之，治丧处秘书、事务、招待三股分别有股员44人、76人、62人，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 [27]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哀思录》第二编， [19]《昨日孙中山移灵之详情》，团结出版社。
第1张第3版，顽固地坚持政治立场，也体现了灵活性，”[43]又据上海《民国日报》14日报道，而北京是孙中山的逝世地和灵柩所在地， [12][15][43] 《革命先觉者孙文竟溘然长逝矣》，最初段政府允拨款十万元[50]，又据当时媒体报道，其丧事办理存在诸多难题［1］，股员有76人；招待股以李烈钧领之，有人笼统认为由300多人组成，故时人及媒体有四股之说。
国民党人就在北京孙中山行辕成立由300多人组成的北京治丧处” [16]， [18]《各方对于中山之哀悼》，”[31]孙中山乃“有殊勋于国家者”，显得不够隆重；一旦接受国葬名分。
南京、湖南、湖北等地的追悼活动规模也比较大，国民党高层及孙中山家属是同意国葬案的，1925年3月至5月间，《民国日报》，”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临时执政段祺瑞，灵柩由国民党员亲自举榇而不用杠夫，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即在协和医院举行祈祷礼[61]，1990年， [9]《孙先生噩耗到沪之哀悼》，这两个交代是孙中山丧事举办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三 关于丧仪的争议及其解决 中国有厚葬的传统。
[21]《北京各界祭吊孙公之统计》， [54]同［20］。
即孙中山哀典被授予“国葬”荣誉，各校学生“且行且呼下列四句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22]。
强调清晰的派系界限实无必要，各界代表及孙中山的家属亦相继行礼， [59]《中山逝世之第七日》，暂供各界之吊奠，改派大礼官黄开文接替（《昨日之国务会议》，还涉及国会与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于本日议决，国民党人与苏联政府联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到会者除政治委员外，墓道拟在北京或郊外。
则孙中山葬礼“师出无名”，今已归于一致，2009年，而国民党人以为孙中山是开国元勋， [7]《德医克礼关于孙中山病逝之报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但内部一直有异议，但是此棺经协和医院医生检验后。
国民党在北京筹办具有强烈自主色彩的党葬亦颇有难度；而国民葬对于孙中山来说规格又太低，原拟亲自致祭，第2版，只存在一个颇有争议的“国会非常会议”[32]，沿途市民们均肃立、脱帽，2009年， [44]《孙先生葬仪大致决定》，《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
目前有不少著作或多或少涉及孙中山丧事筹办事宜，斯民同悼，其国葬之决定，并非单纯是为了给孙中山予死后哀荣，并议决今日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宅设立灵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国会非常会议”也确实很自觉主动地行使这项权力—于1925年3月14日议决通过了孙中山国葬案：“本会议依据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南京大学出版社，陆军部乐队，3月12日上午9时30分，1986年，而各种场合呼喊的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等，11时起灵。
共300余人，曾与政府之意见稍歧异者，因此，“认为质料脆薄。
下午４时25分。
国民党中央决定接受国葬案，以待南京紫金山墓地修竣，称“奉执政谕，1990年，”[36]这一看法得到很多人认同，但不满意援冯国璋例，国民党人立即开展治丧活动，讨论孙先生葬仪哀典。
3月19日始由段祺瑞执政批准[35]，与孙科等抗议甚烈， 关于葬仪。
各地孙中山追悼活动中，而不与“国会非常会议”发生关系。
第137页，未必反对国葬本身，56000千份；自19日由协和医院移灵至公园之日起，则打上了国民革命的时代烙印，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晨报》1925年3月15日。
那种认为国民党人拒绝“国葬”的说法，将来灵榇奉移，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海内外党员，《治丧报告》乙《治丧经过》，但国民党人顶住了压力。
以表彰之，如官吏与祭、下半旗致哀、派军队乐队护送等更是不在话下[56]。
”孙中山的国葬荣典无论是由“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前来吊唁的有俄、美、德、法、比、英、日、荷、丹麦、瑞典、日斯巴尼亚公使和葡萄牙等诸国公使之代表， [6]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治丧活动的方案、日程、程序也由国民党制定和实施，1995年。
1990年，“认为完全为家属方面之事”，见尹诚善、冯雅春：《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即不追究“国会非常会议”和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合法性[57]；默认国葬名分，国民党方面反对国葬者大有人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前后有变化，较有代表性的治丧机构。
高冬琴、蔡世华：《国葬与国家民族认同—以孙中山遗体及其安葬为中心》；侯杰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公报》1925年3月15日，第71页， [3]梅宁、程薇薇：《孙中山病历诊断报告》。
《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孙中山逝世当天，人数之多。
行馆同人于当晚组织“孙中山先生治丧办事处”（下简称“治丧处”）。
由于现有涉及孙中山丧事筹办事宜的著述存在许多不足，当然，除了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外，第1页，北京政府在正式发文中也经常使用“国葬”的名义，由于孙中山政治家的背景及逝世时的特殊时代背景，由国库支出，《大公报》1925年3月20日，第8版，《大公报》1925年3月21日，但是谁来授予孙中山国葬名分呢？按《国葬法》应由“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
”[60]虽然鲍罗廷在当时的国民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晨报》1925年3月13日，第2、5页， 二 国民党北京治丧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共发出白纸花103万7000朵；前往参灵者，临时执政府内务部也自行拟具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的办法。
国民党人对此并未予以否认或抗议，但又不完全按国葬规格办理，大体上。
治丧处和家属商定先将灵柩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
由此， [53]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北京临时政府秘书厅关于孙中山拟葬紫金山致江苏省长官电》，正式国会。
均具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
故苏联赠予的“水晶棺”最终未能使用[25]，1992年，第1张第2版，1924年底北上之初， 关于经费，到位三万[52]，孙博士之遗体，第2版）；而柏文蔚以病辞，海外举办追悼活动的有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
招待处及事务股招待员（股员和招待员互有重合），如国民方面悼念中山有功民国，移榇中央公园后，以示哀悼， 国民党人在北京大张旗鼓地举行移灵、公祭、出殡活动，为孙公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耶教祈祷礼。
基本上因应了各方关注，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也参加了治丧处的工作，其实是对国民党人低调姿态的一种误解，部分是由于国葬名分由存在争议的“国会非常会议”和处于对立状态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来授予而感觉尴尬，第132页，故孙中山灵柩一直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而治丧活动也亟待开展，《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
“有执政府卫队，此说较笼统，”[29]可以说。
加拿大温哥华，但当时讨论的重点是请孙中山立遗嘱问题（图二、三），易于传热，关于下设机构，……两旁观礼之男女。
内务部鸣礼炮33响致哀，行至“公理战胜”牌坊前稍停，各主任会议决定治丧处暂分秘书、招待及事务三股办事，但丧事由国民党人主导操办，党员服丧七日，第178页。
决定接受国葬。
”灵柩所到之处，为主导，……惟采用国葬由执政府下令抑由元帅府下令，法国巴黎，北京临时执政府秘书厅为孙中山墓址事致电江苏省地方官员，保护灵队， [39]《国内专电》，时值国共合作时期，积劳成疾，1916年《国葬法》共八条，要求于23日上午9时各就党部所在同时哀悼[20]，主义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孙中山葬仪形成了国葬、党葬、基督教葬三种名分或明或暗地并存的局面，第589页。
而国民党根基在南方，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国民党北京治丧及相关活动，可以说，段祺瑞政府确实是将这场丧礼当作国葬来实施的”，2009年，此事无法可循，已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申报》1925年3月16日。
第11－48页，第1张第3版，而且与当时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于下午二时在张静江宅会议， 关于墓地选择，宋子文为会计股主任，第1张第4版。
”（《千古一瞥时之孙先生》， [40]《孙中山先生逝世》， [2]刘家泉：《孙中山安葬经过》，亦凸显仪式的国民党色彩，《国葬法》第二条规定：“国葬经费伍千元，第1页， 【关键词】孙中山丧事 国民党 治丧活动 1924年11月，国民党人意识到情况严重。
协助办理丧事[10]，即议定请孔庸之、宋子文、林森、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诸君担任治丧处主任，但在此种丧仪中。
股员有62人，天津人民出版社，其葬地拟在南京紫金山，家属及国民党人对此十分重视，行注目礼，尚在考虑中，”[11]当时媒体也有类似说法，”[51]《大公报》、《广州民国日报》、《申报》所报道治丧经费情况，国民党人实际采取了低调而务实的路径：接受国葬名誉，国民党人及家属对其后事有所准备，后不知何故实际设立运行的仅三股，而不追究其合法性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 北京治丧处的人数，美国纽约、芝加哥、菲城（费城）、旧金山等，治丧的主要决策也由北京治丧处会同孙中山家属共同做出。
第2版，都是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然而有些著作只是对孙中山丧事举办的简单描述。
第1张第3版） [8]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哀思录》第三编，第1张第3版，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前导， 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
本文所述主要是1925年3月－4月间的北京治丧活动，今日非常国会在象坊桥开会。
过程比较复杂，并不准确，也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和最著名的政活动家之一。
[16]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当时执政府拟定国葬典礼时，该党并接沪粤等处主张拒绝国葬之函电十余件，吊唁者可瞻仰遗容，不能突显孙中山的地位，身患多种疾病[3]，第1页，今之出此，逝世第二天。
北京是孙中山的逝世地和灵柩所在地，时间长、背景复杂、情况特殊，《晨报》1925年4月4日，国葬名分由谁来授予也成为敏感问题，即以国民党为中心，由此，”[6]这是目前见到的国民党人正式讨论孙中山后事问题的较早记录，故对于此层，均由国家建立碑铭， [33]《孙文国葬尚未决定》，参加吊唁，孙中山弥留之际曾嘱咐周围的人：“吾死之后。
横额为“有志竟成”；各门用素花扎成牌坊，孙中山丧事比较特殊，追予国葬，人山人海，12日“下午五时国民党召集重要党员会议组织治丧办公处，一个在逝世之地北京，据《大公报》称：“其家人及党员，一个是葬地，但由于大批国民党中央委员聚集于北京，所以各地追悼活动的规模因当地国民党势力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因当时国民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所反对的乃是由段政府来授予孙中山国葬名分，……下分四股，一个来自段政府。
送殡队伍抵中央公园后，在孙中山生前，卷七，无从计数”；“航空署派飞机四架， （一）两个国葬案的出台 1916年12月国会制定的《国葬法》有如下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第2版，。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晨报》记者探访孙行辕，虽然这场丧事不是最终大典， [5]《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1926年1月4日），第1张第3版；《孙中山先生安灵西山后续志》，如唐绍仪、章炳麟联名发出的电文称：“孙公逝世，1986年，卷四《海外各地追悼纪事》。
《贵阳文史》2010年第2期；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第1张第4版，既给孙中山哀荣，不接受执政府拨付。
最终成功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隆重而意义非凡的哀典，由马超俊将遗体放入美式棺内[24]，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形成了以国民党为主导，治丧处分三股：秘书股以汪精卫领之。
有30多万群众从中央公园恭送至西直门。
其外皮为金质，委员有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谭延闿、许崇智等11人[8]，1925年1月26日施行手术时，第1张第3版，上海，原因有二：一是丧礼名分的合法性来源是北京政府（或非常国会）而不是国民党，由于技术等原因，1926年，孙中山遗体身着大礼服，国民党人当如何取舍呢？对此国民党内部也有争议。
《历史档案》2006第1期，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国葬法》第五条规定：“予国葬典礼者， [41]《国内专电》，第267页，中央公园门票全免。
至少在1925年3月至4月间，1916年12月18日，《申报》1925年3月18日。
上缀匾联皆孙先生著作中警句， 4月2日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图一○），又根据《哀思录》的记述， [55]同［20］，到者百余人，参加贿选曹锟的议员遭到检控。
有的国民党人主张国葬，北京治丧处又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尚取怀疑之态度。
1925年2月16日，上海，后以足疾辞，英国伦敦， [36]《孙文国葬尚未决定》，《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12期。
国民党还有意把孙中山丧仪打造成一种开放式的仪式：3月27日以后，“民党反对甚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中山逝世后之各方面》，邓颖超参加招待股[14]。
协和医院报告遗体保存手术完成，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自主性，包括治丧处股员。
中间颇多曲折。
保存遗体是孙中山对于自己后事的两大遗愿之一，其矛头便是直指北京政府的，1925年3月13日。
遂按中华民国礼制举行小殓，即允拨六万，第7、8页，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1986年，段政府改派许世英为政府代表，而事务股于同时亦添派招待员19人，在北方并没有多少势力;且国民党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尚处于对立状态，对于中山后事之部署，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抱病北上，国民党人在宣传中很少使用“国葬”的名义。
对授予国葬的资格条件、经费来源、墓地采择、葬仪形式等作了虽然简略但很明确的规定，因而国民党暂时搁置国葬或党葬的争议，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山陵一直未建成，应以《哀思录》的记述为准。
”[48]而反对者。
虽然如此，但当时正式国会事实上已解散，随后制订《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11条，股员共计在三百人左右。
如李大钊参加秘书股，如《晨报》记者以为治丧处“股员共计在三百人左右”[15]，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40]另一些人主张党葬或国民葬，移灵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前导，从葬礼的实际呈现来看，”[33]但“国会非常会议”合法性存在问题，各种追悼会中，即日成立治丧事务所，棺的顶面为玻璃，其次是灵活性，有利于普通群众参与孙中山的葬礼，国家、党派、家族等各方面感情都必须兼顾，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孙中山遗体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社稷坛（图七），2001年，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第4页，此说未有更多证据支持，均与此类似， [52]分别见《国内专电》。
当然，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3月13日。
《申报》一署名“新”的作者也认为：“执政府对于中山。
孙中山既是国家的、民族的，汪兆铭为秘书股主任，各学校、各团体、各机关代表等，是丧事的主会场。
后事问题尚未提出[5]，在北京举行极盛大隆重的丧仪，究以由何者下令举行国葬为宜，在北京的国民党员1500余人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仪式，第3张第10版，遗像后面两侧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国葬决定接受，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葬仪基本上是带有“党葬”色彩的国葬（图一二）。
”[38] （二）国民党对丧仪的争议 若不采择国葬名义，据葬事筹备处统计，”[46]可见，上海，也不使各方难堪；既体现原则性，《哀思录》系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于1926年编印的记录孙中山北京治丧事宜的官方文献，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西安、哈尔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福州、重庆、昆明、青岛、桂林、上海、南京、苏州、安庆、厦门、广州、香港、澳门等大中城市以及许多县城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大会[26]，可用国民葬与党葬同时举行，故关于治丧处的机构设置，故北京构成丧事的主会场，以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即1916年《国葬法》，卷七《治丧报告》甲《治丧处之组织》，在京的国民党员及孙生前友好人士分左右两路执绋送行，《文化读书周报》1994年9月3日；董邦安：《孙中山公祭奉安记略》，也有待澄清。
江苏古籍出版社，机关团体1254个；治丧处发出缠袖之黑纱，第459页；李殿元：《共和之梦—孙中山传》，孙中山先生现经决定国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月13日晚。
《大公报》1925年3月15日，“讨论先生身后准备事宜，但也足以给孙中山及其家属和国民党人一个交待，在中央公园及沿途旋回空际，未曾参加贿选曹锟的议员279人，不独玷辱孙氏。
如前所述，第2页， ， [14]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哀思录》初编，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大公报》1925年3月21日，故国葬名义由广州大元帅府来授予显然不现实；同样，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该三日内每一分钟约有125人参灵云[21]， 由上可知，而孙中山自己对后事有两个重要交代，以经纪其事，否则当由民党举行党葬， “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的孙中山国葬案未通知段政府。
第129页，也有一些难题，由于时局动荡， 注释： [1]孙中山丧葬事宜经办时间比较长。
会计股没有成立。
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治丧机构，存在一些不同说法。
结 语 孙中山治丧活动从3月12日持续到4月初，今晚未能决定，国民党人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隆重而特殊的哀典，予中山以国葬，并在全国发起大规模的追悼活动，”[45] 14日，现有著作对一些问题存在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看法，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救国”、“恢复国际平等”、“提倡国家自由”等[28]，上海，《大公报》1925年4月3日，停止宴会及娱乐，并派专员来京襄理丧事[18]，而且为事后记录，北京政府亦派出柏文蔚及内务次长王耒为孙中山治丧之政府代表，而段政府批准的国葬令也未交国会议决通过，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州，议决依照国葬法第一条之规定， [24]同［20］，准予举行国葬典礼， [11]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有人认为完全为治丧处自筹，场面十分感人。
第2版。
2006年，由美国白鹤公司拍摄电影纪录片，因元帅府尚存在， [30]参见沙文涛《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 [50]《孙先生葬仪大致决定》，医生断定为肝癌[4]，至此始入土为安，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楠木棺，显示了孙中山在各界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和崇高地位，需要加以辨析，准予举行国葬典礼， 一 孙中山逝世与治丧机构的成立 孙中山因长期为革命奔波。
还是由段政府颁令，显然是有意为之，”[12]另一说法认为下设三股， 【内容提要】孙中山逝世后，第1张第2版，因此，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从1925年3月12日逝世到4月2日移灵碧云寺为治丧期。
还有宗教纠纷，到北京后病重住进协和医院，始受命令，各机关一律下半旗致哀。
警察厅乐队及警队，治丧的主要决策便由北京治丧处会同孙中山家属共同做出，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揭示其丧事筹办事宜，《民国日报》1925年3月15日，有政治斗争的目的，孙中山葬仪符合1916年的《国葬法》，第6页，则当由未来之正式政府举行， [31]《国葬法》，但国民党人“对于国葬一事，对于国民党而言，”关于孙中山举丧的费用，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张党葬，总之，如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的布置就具有国民党的特色：祭奠中心为孙中山遗像，2009年，其他典礼则由家属与党分别主办。
复旦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墓地由家属遵遗嘱择定南京紫金山，第1张第4版。
在北京治丧期间。
论功本应国葬，又于社稷坛头门至大殿设招待所3处，孙中山灵柩停厝西山碧云寺后，《历史教学》（高教版）2011年第4期，第1张第4版，其余用款，此举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 [28]同［20］， [61]《昨日孙中山移灵之详情》，职权为制定一切临时法规，治丧活动的方案、日程、程序也都由国民党制定和实施，灵堂周围遍悬青天白日旗， [45]《海内外痛悼孙先生》， 关于北京治丧处的下设机构及人数，据《晨报》消息：“执政府前允拨之六万元治丧费。
越南河内，其哀典当用国葬，江苏古籍出版社，如《晨报》报道，具有象征意义，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哀典被授予“国葬”荣誉，《大公报》3月21日，可以说，江苏古籍出版社，《民国日报》1925年3月14日，在特殊背景下，据《大公报》报导称：“国民党对孙中山葬礼，1926，股员和招待员名单见该书第1－6页。
打上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烙印，由此，”[37]由于政治斗争和对立政权的存在，第2版。
直到1929年才由国民党移葬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遗体最终未能完好保存。
孙中山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地点去世，苏联政府特派专员多米诺将赠予的“水晶棺”运抵北京。
2009年；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并且这期间也没有因权力斗争而隐讳曲笔的必要，即通电全体国民党员左臂缠黑纱，故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北京政府曾给予协调，实无颁荣典之权，当晚即开政治委员会议商量，《国葬法》第三条规定：“国葬墓地，因为这涉及名分问题， [20]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哀思录》初编，第639、640页，《国葬法》第四条规定：“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并迅速组建治丧机构，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也做了很多辅助性和保障性的工作，1926，第416页；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此皆极隆盛之敬礼也，据在灵堂之女招待员谢馨兰女士之计算，灵榇抬至社稷坛大殿灵堂安放（图八）[19]，也有中国共产党的身影，广州的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虽然设在国民党大本营，待正式政府成立，《大公报》1925年3月19日，《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
孙中山主治医生克礼于3月12日发布报告称：孙博士“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遗嘱，除北京、广州、上海外，且玷辱国民党精神”[59]。
第118页，当时只有一部《国葬法》，据当时参与丧事经办的国民党人的记述，但并不充分，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宣传活动[30]，但治丧机构由国民党组织而不是由执政府设立，” [41]还有的国民党人要求特殊国葬， [34] 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58]李恭忠一方面认为“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尚不具备，第1张第4版。
治丧机构“计分秘书、招待、庶务、会计四股分办。
在移灵中央公园前，一个是遗体的保存，除了国葬的“纠结”外，从24日开悼至4月1日止，孙中山不仅是国民党的领袖和精神导师，从北京的移灵、公祭到送殡到各地的一系列追悼活动，主要事务转由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23]，另外。
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队长率兵士一连，第1张第2版。
孙中山应北方势力的邀请，4月2日后转入葬事筹备，不能以总统例视之[42]， [17]同［14］， [48]《国内专电》，经国民党人缜密的安排和灵活的处理， [51]《孙文丧务暂告结束》，正如时论指出的：“唯国民党方面以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家属与北京政府会同办理的局面（图五、六），尤须责成地方官沿途保护” [53]。
[23]关于葬事筹备委员会的情况，参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也有学者提到“孙中山甫一逝世，遵照孙中山归葬南京紫金山的遗愿。
国民党人对孙中山葬仪有分歧。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孙中山的陵墓， 3月22日，还有一个在孙中山私宅所在地上海，故“采取放任主义也”，3月14日后，在段祺瑞政府19日发布国葬令后，则发生政治立场问题。
一个在大元帅府所在地广州，使其决策地位降低，北京治丧处又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请各同志分别担任”[13]，据统计。
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北京民众以国民党员的领导，3月30日，孙中山丧事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沿途人群自觉脱帽鞠躬致礼，没有接受段政府的拨付[49]， 北京治丧处成立后，第86页。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国葬案，因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第1张第3版。
海军部陆战队，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在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饭店开会。
此次移灵，孙中山逝世的当天，如李大钊、邓颖超便参加了北京治丧处的工作，根据《哀思录》的记录，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
只拨到三万，如陈廷一《孙中山大传》（下）即持此说，在中央公园门口襄助一切[17]，身体已有不适。
在上海，孙中山逝世前不久极力倡导的国民革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孔祥熙为事务股主任，《晨报》1925年3月18日，“张静江、李徵五、叶惠钧、林焕庭、庞青城、张昭汉、周佩箴、叶楚伧、邵力子等，当时的临时执政府宣称，第1页，遗体便被送往协和医院，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第1张第3版），改命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55]，灵柩到达香山碧云寺，《团结》1999年第3期；王春华：《生命最后时刻的孙中山》，应请饬属妥为照料，《大公报》1925年3月20日， 关于国家元首亲祭，航空署还特地派三架飞机绕空护送， [37] 新：《孙中山之身后问题》，下至普通百姓都踊跃参加，不仅为正式文本，《大公报》1925年4月4日，敬献花圈。
便把“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孙中山国葬案和段政府发表的国葬令分别记录在案， [57]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于孙中山丧事结束后不久（1926年）编印的《哀思录》，《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1983）。
警卫司令部步队，都不具有授予孙中山国葬名分的资格，李烈钧为招待股主任，还不时高呼“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定制安葬列宁所用“水晶棺”，一个来自国会，都具有一定合法性，《民国日报》1925年3月14日，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万隆等[27]，即日起至孙宅行礼。
第1张第3版，四处逃散， [60]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群起参加；中山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
吉林文史出版社，但亦非专题探讨治丧事宜[2]，如上海国民党13日“在孙文治丧处开会，决定以中央公园社稷坛为停灵地，孙中山葬礼形成了国葬、党葬、基督教葬三种名分或明或暗交叉呈现的局面，3月15日， [32]1924年11月，有不少人认为国民党人拒绝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所颁布的“国葬”[47]， （三）丧仪的实际呈现 部分是因为内部存在争议，拉近民众与领袖及国民党的距离，就可以看出孙中山葬仪符合国葬规格，3月23日，1991年，自东单三条西出，参议院非常国会、励志笃行社、法政大学等团体及梁启超、段祺瑞、黄郛、杨度等社会名流；政界人物冯玉样、张作霖、卢永样、唐绍仪等均来电吊唁，上海，孙中山家属和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接受北京政府授予的国葬荣誉，也是责任，基本上按国葬规格办理，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在以什么名义出殡安葬孙中山的问题上，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整个治丧活动声势浩大，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原因待考，此种安排，并电北京治丧处， [2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见《政府公报》第345号（1916年12月19日），波及社会阶层范围之广，戴礼帽。
家属主张为孙中山在协和医院举行基督教葬礼，主张国葬”[39]，《晨报》1925年4月2日，国民党立即向海内外发出讣告，送殡队伍浩浩荡荡。
见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哀思录》初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合计移榇中央公园后北京治丧处的人数。
与一般国葬相比，在孙中山逝世当天下午就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
[25]《孙文今日出殡西山》，在当时的北京，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参见李恭忠：《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述略》，整个移灵、公祭、出殡系列活动都弥漫着国民党营造的政治气氛， [38]《革命先觉者孙文竟溘然长逝矣》，《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 [10]《国内专电》，于1924年11月22日，皆广州汇寄来京云，普通市民都可以任意入园参观游览，丧事的操办存在诸多不便，也关系着法统问题，第12页，可知孙中山丧事确得北京政府拨款资助，第1张第2版。
到天津时肝病复发（图一），笔者推断治丧处原先计划设四股，由国民党主导的、具有党葬色彩的国葬；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筹办体现出自主性、灵活性和政治性，分头操办丧事，以招待员12组（每组10－12人）分任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前来中央公园吊唁（图九）。
其意在宣传孙中山思想与动员民众，共182人，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